公司新聞
記者：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石油市場劇烈波動，中央提出了保糧食能源安全的要求。新的形勢下，您認為我國的能源安全觀應該有哪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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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我們過去理解的能源安全就是供需安全，即供應跟不上需求就是不安全。疫情期間，國內個別地方出現短時間內煤炭供應緊張情況，這是生產和運輸停頓造成的供應保障問題，并非資源緊缺造成的能源安全問題。
說到能源的供需安全，人們首先會想到煤炭、石油、天然氣，特別是我國石油、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高，其供應安全是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現在我國能源發展進入了多元化階段，煤炭行業需要做好科學開采和清潔利用，油氣行業需要做好穩油增氣、加強勘探、增加儲備、國際合作等工作，也要做好化石能源與非化石能源的協調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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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的意思是，對能源供給安全要有新的思考。這應該包括哪些層面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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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的意思是，對能源供給安全要有新的思考。這應該包括哪些層面的創新？
杜祥琬：首先，需要重新認識我國的能源資源稟賦。這是正確認識本國國情的要素，對于確保國家長遠的能源安全，引導能源轉型具有方向性、戰略性的意義。
過去對我國資源稟賦的說法就是“富煤、缺油、少氣”。這個認識并不錯，單就目前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費結構而言，化石能源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是放眼未來，這樣的認識已跟不上發展形勢。
目前，全球范圍內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已達22%，在我國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已達14.3%，并且正在穩定快速增長。2019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2.04萬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全部發電量的比重為27.9%，同比上升1.2個百分點。
其次，過去簡單的供需安全理念造成了一個問題，就是以粗放的供給滿足增長過快的需求。隨著對經濟發展方式理解的加深，我們對能源供需安全的理解也有了新的思考，能源需求也有不合理的部分，比如各種形式的能源浪費等，由此需要抑制“不合理需求”。同時，供給側也要改變粗放式供給，以高質量的科學供給滿足合理需求，因此，新的能源供需安全觀應該是“以科學供給滿足合理需求”，在滿足合理需求的前提下避免浪費并抑制不合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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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我國的能源供需并不是以科學供給滿足合理需求？
杜祥琬：節能提效是中國能源戰略之首。我國在發展初期，注重能源發展的數量，并未強調能效問題。改革開放至本世紀初，我國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在0.4～0.6區間波動。2000年后，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推進，一次能源消費曾呈現不尋常的高速增長態勢，特別是2003年、2004年能源消費彈性系數一度超過1.5。近十年，我國能源消費彈性系數逐步下降。“十一五”期間，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年平均為0.57，“十二五”時期，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年平均為0.43。這是明顯的進步。但至今我國的能源強度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與世界先進水平相差更多，節能潛力巨大、任重道遠。
記者：在您看來，新型能源安全觀的內容除了包括供需安全，還有哪些方面需要考慮？
杜祥琬：能源環境安全觀也應成為能源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問題日益嚴重。生態環境安全和能源結構密不可分，大氣環境污染與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和粗放的能源消費方式有直接關系。
2013年9月10日，國務院印發《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增加清潔能源供應。2015～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相繼出臺，對能源領域污染物排放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
記者：在新的能源安全內涵下，該如何促進經濟和環境雙贏？此文章在中國節能網轉載 惠州革普絲科技節能公司料斗節能發熱器、炮筒節能加熱圈
杜祥琬：這就需要增加能源氣候安全觀的內容。應對氣候變化推動能源的低碳轉型，不僅能助推新能源的發展，而且能推動新的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和環境取得雙贏。
由于人類活動的加強，環境容量問題已經延伸到氣候容量，氣候變化對化石能源活動的約束性明顯加大。全球既面臨因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規模的激增，又面臨氣候變化造成的氣候容量空間的明顯萎縮。
氣候變化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燒排放溫室氣體。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必須進行碳約束下的能源安全管理。2018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較2005年降低45.8%，提前達到2020年的目標。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從2010年的9.4%，提高至2018年的14.3%。盡管如此，必須注意到，從2006年以來，我國已是全球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節能減排、改變能源結構尚需作出艱苦努力。
可再生能源將“舉足輕重”
記者：您剛才提到，在新的形勢下，需要重新認識我國的能源資源稟賦，這是否意味著應該重視可再生能源？
杜祥琬：確實如此。2007年，能源界對非水可再生能源普遍的認定是“微不足道”。中國工程院開展中國可再生能源研究后，于2009年提出，可再生能源的作用將不再是“微不足道”，而是“舉足輕重”。
從資源潛力來看，我國逐步建成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低碳能源體系，其資源基礎是豐厚的。文獻顯示，我國技術可開發的風能資源約為35億千瓦，技術可開發的太陽能光伏資源約為22億千瓦。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已開發的風能裝機為2.1億千瓦，光伏裝機為2.04億千瓦，都不到技術可開發資源量的1/10。如果再加上資源可觀的水能、生物質能、地熱能，還有海洋能、太陽能熱利用、固廢能源化等，我國可再生能源的資源量是足夠豐富的。可見，逐步發展可再生能源，使其達到高比例是完全可能的。至于這種資源的缺點比如其間歇性，通過儲能、調峰等技術手段是可以解決的。此文章在中國節能網轉載 惠州革普絲科技節能公司料斗節能發熱器、炮筒節能加熱圈
需要強調的是，可再生能源是本國可以掌控的、不受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影響的能源。隨著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增大，它對能源供給安全和能源獨立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記者：可再生能源無疑是一項朝陽產業，但該如何平衡其長期向好和短期經濟性不足的矛盾？
杜祥琬：拉動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的動力，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推動可再生能源穩定、快速增長的推力，是其背后豐富的自然資源、不斷提升的開發技術水平以及不斷下降的成本。一方面，近二十年來，光伏和風電的成本已下降了幾十倍。另一方面，儲能技術，從物理儲能到多種類型的化學儲能，都在快速發展。尤其是化學儲能技術，得益于材料科學的進步，發展迅速而且持續降價。儲能技術不僅可以解決太陽能、風能的間歇性問題，還可以推動新能源汽車及微網發展，因而被賦予多重意義。
我國目前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十四五”期間要走出能源高質量發展的堅實步伐。基本方向是，在化石能源清潔高效利用的同時，更健康更優化地發展可再生能源。這個基本方向影響著中國2030年碳排放指標的實現，指引著中國能源結構向低碳綠色轉型。
記者：日前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見稿）》提出要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這表明政策層的認可，企業和地方該如認識和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困難？
杜祥琬：目前我國電源結構以煤電為主，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同時并存、多元發展，二者需要協調互補、逐步轉型。從環保需求看，可再生能源會成為未來主力的電力來源。
打鐵還要自身硬，能源企業要從自身出發，把自身問題解決好，才會解決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比如煤電企業，要在發揮好主力電源作用的同時，力爭通過靈活性改造協調、支持間歇性的太陽能、風能發電，合力推動能源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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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東部地區應該在技術允許的條件下，采用“遠方來”和“身邊來”相結合、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結合的方式，充分利用東部地區自身太陽能、風能資源發電的相對優勢，保證本區域能源安全。
記者：2019年以來，氫能發展成為熱潮，您如何評價其發展現狀？
杜祥琬：氫能有多種用途。氫能是二次能源，離開一次能源，氫能將成為無源之水。發展氫能及燃料電池汽車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氫從哪兒來”。
我們的初心是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發展氫能產業是否符合初衷，取決于用什么方式制氫。目前的制氫技術有很多，雖然基于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路線在技術上都可行，但更大規模的產氫應該立足于可再生能源制氫，這樣才能保證全產業鏈的近零排放。
比如，用氫做燃料替代石油給汽車供能，初衷是基于氫能無污染的特性，不會造成污染和排放，但如果用煤制氫，相當于“以煤代油”，結果只是燃油車的排放轉移，不能減少整個產業鏈上的排放。這個結果并不符合我們的初心。
當然，現在可以利用一些化石能源產業鏈上的一些副產氫，但最終還要走向“綠氫”，就是可再生能源制氫。
記者：“綠氫”前景很美好，您認為，該如何解決目前經濟性不足的問題？中國的可持續氫能之路有哪些先行者？
杜祥琬：綠氫的可持續性將轉換為經濟性。比起目前的經濟性，我們更應關注氫能產業長遠發展的可持續性。只有大規模、足夠便宜地使用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能源制氫，中國才能走上可持續用氫之路。
目前國內有些地方已經走在了前面。吉林白城利用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用電解水制氫，并延伸至全產業鏈，全過程可實現零排放、零污染和可持續性發展。河北張家口也利用風、光資源優勢低成本制氫，并發展以大巴車、物流車為主的氫燃料電池車。這兩個例子，在制氫的源頭做到了零排放、零污染，值得肯定。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崔磊磊對本文亦有貢獻）此文章在中國節能網轉載 惠州革普絲科技節能公司料斗節能發熱器、炮筒節能加熱圈
